这样拉美国家的第一产业(农业、采矿业，采掘业)发展很快，由于大量人口聚集在城市，有聚集效应，他们的第三产业、服务业是高度发达的，但他们的制造业则长期停滞，非常弱。

同样，家庭也必须削减消费，增加储蓄，无力偿还按揭贷款者，不得不丧失他们的房屋。不仅数量，市场上分散决策的信息质量也超过政府机关所能实现的。

为了防止 聪明大脑搞乱货币供应，哈耶克主张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而弗里德曼则坚持货币供应的固定规则，比如说每年3%，大致等于GDP的实际增长率。尽管充满着违背事实的结论和没有根据的政 策药方，这篇文章代表了金融危机之后的一种流行思潮，特别是因为它出自一个国家的总理，对公共政策的制定具有不可低估的影响，值得我们认真地对待。金融市场系统风险的上升是表，实体经济的严重失衡是里。为了消除振荡的根源，必须稳定货币供应，而对货币稳定威胁最大者，莫过于所谓的相机抉 择的货币政策，即由几个聪明的大脑，根据经济的形势，自行决定货币的供应量。低利率人为扭曲了资金价格，导致美国及西方经济的过度负债，金融机构和家庭的资产-负债严重失衡，这是当前经济危机 的最根本原因。

在联系汇率制的危险解除后，港府成立了盈富基金，将危机期间买入的股票卖给香港公众，政府退出市场，兑现先前的诺言。从1933年开始实施的罗斯福 新政并未结束大萧条，新政下的财政开支虽然大幅增加，但没有显示出扭转乾坤的刺激作用。所以它的模式很有特点，一产保持一定的比例，二产超强，三产比较弱，靠的是制造业来转移劳动力的模式。

在中国，要素是被政府强力干预的，因此如何选择对中国来说就非常重要。农民基本上是自给自足的，而一旦进入城市，他交了一份税，就要享受养老保障，要享受基础设施，要享受公共福利，所以城市的运营成本是非常高的。由此可以看到城市化对政府支出的压力，这是城市化的公共服务性决定的。拉美选择的是快速城市化。

二是政府要降低它的行政成本，要建立一个高效的、低成本的城市运营机制，以及建立比较合理的福利水平。这次危机已经看到这种土地运营型政府的弊病，只要土地价格一降，很多政府已经开始入不敷出了，这种杀鸡取卵的行为已难以为继了。

拉丁美洲也是走大城市道路。与拉美相似的俄罗斯也是如此。现在政府也希望调整，比如对于主动离开公职的，中央政府补给4000块钱，虽然近似个玩笑，但已可以看出来，行政管理成本的支出与他们退休后享有的福利，这些东西在真正挤占中国经济增长的空间。在工业化时期，政府的支出都是以经济项目为基准的，所以在生产性领域的投入都很高。

发达国家的城市化非常简单，对中国来说没有借鉴意义。你愿意学香港，没问题，你资产价值高，只吸引国际一流人才，那就要搞金融，搞服务业，高房价，高资产价格对制造业有很强挤出效应，香港无制造业了。很多学者研究亚洲崛起，认为低成本的竞争优势都是东亚经济起飞的法宝，而低城市化率才能保持着较低的税收、较低的社保成本、较低的劳动力、土地等要素价格水平等，从而保持东亚的比较优势。越发达地区，农民工的人数越多，可用的社保金也越高。

否则的话，现在由于过度的希望重整内需，用贷款来维持高房价，高要素价格，短期内看有带动效应，但长期看，会引起两个问题，第一是挤占工业利润，第二，由于成本很高，服务业的发展速度就会很慢，在这个时段，任何工业和服务业的竞争优势都与你的劳动力优势有关，若城市化推进速度过快，要素价格抬得过快，会造成两者的弹性很差。经济适用房模式在中国是失败的，失败在于所有地方政府都选择香港模式才能解决财政问题。

在我看来，政府主导下的经济适用房政策是一个很好的方式。但亚洲有一个很奇异的地区就是香港。

这个模式使得整个资产价格上升速度非常快，所以在2007年我们看到了房市月供收入比高达80%，根本维持不下去，投资衡量的租价比低于了贷款利率，大家都呼吁住房要改革。而在达到50%以上的水平后，城市化则是国家应该进行选择的城市化了。而下一阶段城市化的核心都集中在中部，如何与东部地区的城市化配合和衔接，到底怎么做，很费思量，我也没有想出个眉目来。税收，也就是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仅有10%，所以那个时候，各个地方都三减两免，只要能搞生产就行，很多开发区土地开发都是倒挂的，鼓励产业发展。中国现在人均GDP3000美金，大规模城市化过程若把工业挤占过度，则会损害中国经济的长期增长。社保支出的水平在全国区域中攀比的现象非常厉害，与行政管理费在区域性攀比的逻辑一样。

我去瑞典和他们的学者讨论农村劳动力转移，他们说非常简单，由于发现美国新大陆，他们的200多万农民就直接转移过去了，基本没有了。城市化带来的聚集效应的好处是服务业的发展。

这就使得中部地区城市化模式的至关重要。中国现仅有15年的贸易顺差，而像美国有90年贸易顺差、英国、德国、日本等都有50年以上的顺差，德国和日本现在依然有着很大的贸易顺差，只要不是要素扭曲下的贸易顺差，对中国而言越长期越好。

只要地价下滑，政府的第二财政没有了，上哪获取收入。一个是税收，二是第二财政，就是土地的收入。

这是拉美的城市化道路选择，这种选择使得拉美国家进入到中等收入国家后，一直处于停滞，即世界银行所称之为的掉入到中等收入陷阱。农民工现在离开城市，只能带走个人交的那部分社保，而企业交的社保是不能带走而留在当地的。社保水平提高带来了企业的负担，五险一金的社保成本现在大概占农民工工资的35%以上，高的达到45%，这无疑提高了企业的用工成本。现在看，中国的下轮城市化对制造业的压力是显而易见的，所以沿海地区的制造业大量内迁，压力都集中在了中部，这就面临着决战中部的战略抉择。

所以新加坡始终是亚洲高端制造业的中心，现在还是。另外，由于房地产市场没有必要的经济适用房的对冲机制，房价上升很快，使得所有要来这个城市工作者的收入预期要提高，要不然根本住不下来，这就引起了劳工价格的上涨。

土地的收入和房地产的快速扩张对政府来说是政绩，也是收入的重要来源。要调整，除了国家要在战略层面进行土地规划外，地方政府也要配套改革，现在要从五级的管理体制变为三级，形成中央、省、市三级，这样不但对城市化有力，对地方、农村的财政改革也有战略意义。

据我了解，像深圳一个副局级的干部退休后能拿到七八千元。像中国这么大的国家，不可能只选择一种模式，肯定是一种混合型模式。

所以中国未来的城市化讨论集中在东部地区是如何发展未来的服务业，能够更好地集约，能够吸纳新的劳动力。走大城市道路降低城市化的成本现在看是必须选择的一条道路了，论证很多，麦肯锡、世界银行等很多机构都测算了大城市化的推进规模效益要高于分散式的城市化。如果协调不当，这三种成本的上升都可能挤占制造业的利润空间。但香港这套政府和地产商联手的模式，有一个很大的用途：它是土地基金。

直到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后，东亚各国才建立起现代的福利社会保障体系，在此之前，基本上都是家庭养老制，政府对福利支出都不多，比如香港1997年后才搞强积金，而其当时的城市化率基本上是100%了。这种快速城市化模式对制造业的发展有压抑作用，主要靠资源开发和城市服务业发展。

东亚奇迹的经济结构特征基本上是制造业强，服务业弱，城市化率低，居民的福利水平低。随着工业水平的提高，人们收入水平的提高，自然会引导人们走向城市，享受真正现代化生活。

大城市化的推进规模效益要高于分散式的城市化 城市化有其自身的规律，从全世界来讲，虽然大国小国有一些差距，但一般城市化水平在30%时，就从起步进入了高速成长期。中央现在也这么做了，位置是摆在第一位了，数量也不小，说明中央也已经看到了这一点。